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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熱點問題及看法(共2篇)

發表時間:2018-1-30 7:01:27 文章來源:廣德教育網 手機版

以下是網友分享的關于國際熱點問題及看法的資料2篇,希望對您有所幫助,廣德教育感謝您的支持。

國際法熱點問題及評述篇1

國際法熱點問題及其評述

(一)國際公法的熱點問題及其評述

1.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問題

2.保護在外本國國民的國際法制度及我國的對策

3.反對恐怖主義與國際人權保護

4.引渡制度中的主權和人權

5.釣魚列嶼主權歸屬問題

6.日本“入常”的國際法問題

7.國際法不加禁止行為所產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國家責任

8.國際犯罪及其責任

(二)國際私法的熱點問題及其評述

1.中國國際私法的法典化問題

2.中國的區際法律沖突問題

3.歐盟國際私法問題。

4.根據《紐約公約》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最新發展

(三)國際經濟法的重要爭議問題及其評述

1.轉基因農產品貿易的法律問題

2.信息時代著作權國際保護的發展與調整

3.跨國公司的國際人權責任

4.國際融資租賃法律問題研究

5.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改革與WTO多哈回合談判

6.從歐盟競爭法看中國的反壟斷法

7.國際稅收公約

8.WTO爭端解決機制問題

當今世界,無論是在理論界還是在實踐中,國際法的熱點問題比比皆是。只有厘清上述關系,才有可能解開國際法的種種理論和現實的難題。

(一)國際公法的熱點問題及其評述

1.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問題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是指在二戰期間因日本政府或企業等所實施的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和相關國內法的嚴重犯罪行為而遭受人身、財產和精神方面損失的中國國民或其遺屬,向加害者提出的要求其承擔對受害者進行賠償和其它民事法律責任的訴訟。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在進入第19個年頭的今天,遭遇到極其嚴峻的局面。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第一法庭和第二法庭分別對山西“慰安婦”案和西松建設公司案,6月15日該法院第二法庭又對三菱等公司案做出終審判決,前者以中國政府已根據《中日聯合聲明》放棄了其國民的對日索賠權,后者以法定索賠權20年的請求時效即除斥期間已過為由,判我國民敗訴。在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問題上,圍繞著中國政府是否已放棄其國民的索賠權問題,中日兩國之間一直存在爭議。在4月27日上述兩判決做出的次日,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就指出:“日本最高法院就《聲明》做出的解釋是非法的、無效的。”實際上早在1992年3月21日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答記者問時就表示:“中國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中表示,賠償問題已經解決,一部分中國被害者與日本的當事者接觸,我們不干涉。”1995年3月錢其琛外長再度明確指出:“中國盡管放棄了國家賠償,但并沒有放棄民間賠償。”

但其實問題的關鍵并非國家是否放棄賠償的請求,而匆匆斷言外國法院的解釋的非法無

效,表明政治立場外,于法律程序中并無裨益,也略顯牽強。

其實,問題的關鍵乃在于,日方法院不動聲色的用“民事訴訟”偷換“民間訴訟”。雖然兩個概念僅一字之差,卻在含義和效果上有著天壤之別:民間訴訟僅說明該訴訟來自民間而非由國家出面,但訴訟的性質并不因此受到局限。而民事訴訟則嚴格限定了訴訟的性質是民事的,而非其他,從而訴訟當中所適用的一系列規范也就是民事訴訟所特有的規范。

于本案中,該訴訟所涉及的慰安婦的人身權是國際社會所公認的應受憲法保護的基本人權,而非受民法保護的一般的民事權利。故,該訴訟的性質也絕非普通的“民事訴訟”,而是“憲法之訴”。又因對于基本人權的保護并沒有所謂時效限制,所以20年的民事訴訟請求權時效于此完全沒有適用之余地。

基本人權受到國際強行法的保護,任何損抑基本人權的行為都應違背國際強行法而無效。這才是日本法院的解釋非法無效的真正原因。

2.保護在外本國國民的國際法制度及我國的對策

國際法上,一國國民的人身或財產在國外受到侵害時,根據屬地管轄的原則,首先涉及在居留國的當地救濟問題,但是,根據屬人管轄的原則,國籍國有權對其國民進行外交保護和領事援助,這對糾正可能出現的不充分的當地救濟和確保其國民獲得公正的當地救濟有著重要的作用。隨著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流日益頻繁,在國外的中國國民的人身和財產的保護問題已成為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當屬地管轄和屬人管轄發生沖突時,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恰當平衡點是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國際強行法法律制度便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衡點。

國際強行法的識別標準之一便是:為了整個國際社會的利益,為各國際社會成員所公認。可見,凡國際強行法所保護的客體在任何國際社會成員間都不存在爭議。具體到外交保護和領事救援當中,上述客體便是在外本國國民的基本人權。

故,當一國國民的基本人權在國外受到侵害時,而基本人權的保護既為各國所公認并為國際強行法所肯認,則國籍國對其進行外交保護和領事救援,該居留國應無異議。 3.反對恐怖主義與國際人權保護

恐怖主義活動是人類社會矛盾沖突的一種極端表現形式,具有極大的破壞作用。自2001年美國紐約9?11事件后,恐怖主義對當今世界的安全與穩定所帶來的威脅愈益引起了世界各國關注。現時代的恐怖主義活動不區分平民、非政治軍事設施,只求通過殺傷的結果引發轟動效應,希冀其他政治力量和國際社會關注其主張或物理存在。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不僅在道義上嚴厲譴責恐怖主義活動,更是積極采取措施針對恐怖主義采取行動,甚至成為了世界范圍內的共同行動。反對恐怖主義的主要目的在于維護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生命的安全。 無論是在事后追懲還是事先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時,相應的公共權力機構都可能采取遠遠超越常規的手段和措施。例如,在立法上賦予管制機關更大的執法權限,賦予其在通常情況下不會允許的執法手段和措施,規定更為簡化的執法程序,準許進行秘密審判或者簡化審判程序等等。這一方面會對普通人的自由和權利進行更加嚴厲的限制,另一方面可能會不適當地乃至專斷地剝奪恐怖分子通常情況下犯罪分子所享有的權益,再者,當在國外發動反對恐怖主義活動時對他國人的權利有可能造成侵犯。有鑒于此,必須尋求反對恐怖主義和保護人權之間的適當平衡點。

該平衡點的尋找,往往需要就具體場景具體分析,基于不同的具體情況,對反恐行動所損害的私人權利和所保護的公共安全進行價值稱量,優先保護較大的價值量,但同時也兼顧較小的價值量,做到措施得當,手段適宜,并當情況發生變化時做出相應的調整。 4.引渡制度中的主權和人權

作為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最基本形式,引渡在當前懲處與防范國際犯罪的實踐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以及犯罪呈現出的更廣泛的國際性,將逃到

國外的嫌疑犯交付審判,關系到所有國家的利益。這種客觀現實對引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進一步加強合作,擴大引渡的適用。另一方面,隨著人權國際化的加深,人權介入引渡制度并對其產生巨大的影響,表現在國際實踐中,被請求引渡的國家以保護人權為由拒絕引渡的事件時有發生。引渡是被用來彌補由于地域對一國刑法的限制及司法原則的不同而造成的法律漏洞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形式,是以尊重請求引渡的國家的司法主權為基礎而產生的。因此,如何正確看待引渡制度中的主權與人權問題以及國家之間如何在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權之間尋求平衡成為急需澄清的國際法理論問題。

主權和人權的孰大孰小的比較并非新鮮的議題。但任何簡單妄斷都是不負責任的敷衍,是在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當二者相沖突時,應當首先判斷沖突的雙方是否均為受到國際強行法保護的最核心、最基本、最重要的價值:若一方是,而另一方僅為一般價值——如重要的主權和一般人格權發生沖突,則當然代表最核心、最基本、最重要價值的權力(利)更為優先;若雙方均為最核心、最基本、最重要的價值——如重要的主權與基本人權發生沖突,則應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何者的價值量在該具體案件當中更大,從而在保證雙方都存在的前提下優先保護更大的價值量。

5.釣魚列嶼主權歸屬問題

近年來隨著中日間東海問題逐漸升溫,釣魚島主權歸屬和劃界效力問題日漸引起關注,為從國際法上對釣魚島的主權歸屬進行客觀的論證,可以通過對目前中日雙方業已公開的證據(包括學術著作和政府已公開資料)的詳盡梳理,闡明1895年前后中日雙方圍繞釣魚島所發生的歷史事件的真實面貌,并在還原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依據現代國際法理論對釣魚島屬于中國先占取得的領土的結論進行論證。

領土完整作為國家的基本利益,受到國際強行法的保護。然而現實問題卻往往并非僅僅是法理的推導,更涉及許多事實的認證。故此,必須在掌握充分的事實和證據的基礎上,訴諸法律,保衛疆土。

6.日本“入常”的國際法問題

2005年,日本以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為契機尋求進入安理會并成為常任理事國,即“入常”的努力,終因其與巴西、德國和印度組成的“四國聯盟”的擴大安理會提案由于各種原因未能提交聯合國大會而告一段落。但是,有關日本“入常”問題又有新的傳聞,即去年9月25日,美國總統布什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時稱,愿意考慮擴大現有15個理事國的聯合國安理會,并且,“日本完全具有成為常任理事國的資格。”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也對此做出積極反應,在3天后通過電話舉行的日美首腦會談中向布什表示感謝,并在去年10月1日的國會施政演說中明確表示“將以成為常任理事國為目標。” 但是, “入常”的標準是什么?程序又是什么?日本能否“入常”?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不僅應從《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和聯合國的相關實踐的視角進行,更應該探求規則背后的真正價值和秩序,這樣方能尋求到正確的答案。 7.國際法不加禁止行為所產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國家責任

國家責任歷來是國際法上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困難的問題。外交實踐中涉及國家責任的場合很多,例如,我們經常看到和聽到的外交照會或聲明中經常提到的對某種狀況所產生的嚴重后果對方必須承擔全部責任,就是指的國家責任問題。本文旨在通過對傳統國家責任在新形勢下的局限性和“國際法不加禁止行為所產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國家責任”的法律依據的分析,闡明國際法不加禁止行為所產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國家責任制度在國際法的漸進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8.國際犯罪及其責任

國際犯罪及其責任制度是作為國際法新分支的國際刑法的主要內容之一。這一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現代國際法的進步。到目前為止,國際犯罪及其責任的制度仍處于不斷發展與完善的階段,有些問題,特別是關于國家的國際犯罪及其責任的問題,無論在

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尚存在很大的爭議。這就需要我們對此問題作出進一步深入研究。

(二)國際私法的熱點問題及其評述

1.中國國際私法的法典化問題

國際私法作為構建國際民商新秩序的規范給者,不得不把汲取了人權價值的基本理念進一步向前推進。人權的普世價值要在調整國際民商事關系的國際私法中得到貫徹必須使國際私法與人權法的發展聯系起來。推進我國國際私法立法向法典化方向發展,制定頒布中國的國際私法法典,將是促進中國國際私法走人本化道路的有力武器。法典化的一個目標就是實現法律適用的確定性、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具體在國際私法領域就是實現法律選擇的確定性、可預測性和判決結果的一致性。

2.中國的區際法律沖突問題

內地和港澳臺地區之間的經濟交往在我國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大陸和港澳臺地區的法律制度差異極大,在一個主權國家之中形成了四個不同的法域。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區際法律沖突相比,我國的四法域之間的法律沖突廣泛而深刻,從法律意識形態、司法理念、法律基礎原則到具體制度和概念都存在巨大的差異。 同時,根據我國憲法和港澳地區兩個基本法的規定,除了必須遵守特定的憲法規范以外,各個法域是平等的,各法域的法律無所謂階位效力的高低或特別優先適用的關系,這就排除了制訂全國統一的實體法或沖突法解決法律沖突的可能性。 因此,盡管學者們在理論上提出了解決區際法律沖突的多種模式, 但在現階段,我國區際法律沖突仍主要通過沖突法處理。具體而言,各法域可以類推適用國際私法,也可以制定獨立的區際私法來處理區際法律沖突問題。無論哪一種方法,都建立在國際私法基礎之上。

中國對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恢復行使主權后,“一國兩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政治法律格局遂在我國形成,由此使我國區際法律問題越來越為理論界及實務部門的廣泛關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對維護本國利益起著最后一道“安全閥”的作用,在國際私法上得到了世界各國的肯定。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解決區際法律沖突中作用以及該制度在我國區際沖突中的運用等問題,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

3.歐盟國際私法問題。

從二十世紀中期以來,歐洲共同體與歐洲聯盟在經濟整合與進一步之內政與外交、共同安全等政策之協調上,其成就為吾人所有目共睹。而其中歐盟國際私法之發展,不但豐富了國際私法之學理,特別是法源部分;其也為各國邁向統一國際私法之目標,做了最好之見證。歐共體法與歐盟法之發展,影響了歐盟各成員國國際私法處理的各項議題:管轄權沖突問題、法律適用沖突問題與判決之相互承認與執行問題。而進一步從傳統國際私法法律適用沖突之類型觀察,歐共體/歐盟之國際私法處理了關于歐共體法/歐盟法與成員國法之沖突以及各成員國之間法律沖突,以及歐共體法/歐盟法與歐盟外第三國之法律沖突。此等準據法之決定,從適用主體來看,有歐洲法院與歐盟成員國法院,從適用對象來看,有可能是歐盟條約或歐體條約、歐體規則或指令,或是歐盟各成員國國內法,甚至歐盟以外之其它國法,因此歐盟國際私法在準據法適用上,變的復雜無比。

4.根據《紐約公約》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最新發展

近些年來,一個頗為明顯的趨勢是跨國商事糾紛的解決越來越依賴于國際仲裁的方式。仲裁的快捷、保密和高效等性質往往被認為是選擇仲裁而非訴訟以解決糾紛的原因。然而,與訴訟相比,仲裁真正無可爭議的優勢在于仲裁裁決根據《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下稱《紐約公約》或《公約》)或巴拿馬《公約》在幾乎全球范圍內的可執行性。《紐約公約》現在已有132個締約國,根據該《公約》,外國仲裁裁決得到了廣泛的執行。

(三)國際經濟法的重要爭議問題及其評述

1.轉基因農產品貿易的法律問題

農業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一方面為保障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解決世界溫飽問題提供了一定的途徑,另一方面其安全性也受到了各國的關注。轉基因農產品的商業化,使農業轉基因生物正日益成為國際貿易的一個組成部分。各國從不同的經濟、政治立場考慮,出于對轉基因產品潛在的對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的危害的擔憂,紛紛出臺了有關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的貿易規則。我國也于2001年正式頒布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并于2002年3月20日正式實施與其配套的管理辦法,這些貿易規則一出臺,便成為了國際貿易界關注的熱點。 2.信息時代著作權國際保護的發展與調整

在全球經濟發展進入了信息時代,網際網絡的應用已成為信息時代的推手。隨著信息科技與網際網絡的革命性發展,知識及信息的獲得、傳播、儲存及應用更加便捷,因此整個人類生活及經濟型態也伴隨著科技與創新的應用與發展而產生了新風貌。由于多數的著作本身即屬于信息的一種,因此,以數字方式創造及利用著作,是二十世紀以來最重要的趨勢之一,而以網際網絡的應用與利用,顛覆了傳統著作的使用,致使著作權法有必要因應網際網絡數字化科技發展而作調整。

3.跨國公司的國際人權責任

跨國公司的國際人權責任問題是國際法研究中的新課題,由于跨國公司在進軍世界的同時往往伴隨日益嚴重的侵犯國際人權行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因而揭示這一問題產生的根源,找出解決這一問題的法律途徑,以防止或減少其對國際人權的繼續侵害,維持和諧的世界秩序,便顯得日益重要和迫切。

4.國際融資租賃法律問題研究

國際融資租賃是國際金融領域的一個新生事物,它的產生和發展是戰后國際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迅速結合并擴張的產物,是國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結果,促銷是融資租賃存在和發展的源泉,也是區別于其他金融工具的重要功能。融資租賃這種新型交易必然有其獨特的法律關系,而國際融資租賃法律關系則更為復雜。與其他金融法律理論相比,國內外關于國際融資租賃法律問題的研究還尚欠成熟。

5.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改革與WTO多哈回合談判

歐盟共同農業政策(CAP)是歐盟實施的第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共同政策,40多年來,在內外壓力下,它經歷了多次調整和改革。2004年8月,世貿組織成員達成了多哈回合框架協議。在核心領域農業問題上,包括美國、歐盟和日本在內的發達成員承諾將最終取消出口補貼,大幅度削減國內支持,實質性改進市場準入條件。如何與WTO新的自由貿易協議相協調,歐盟共同農業政策面臨著新的挑戰。

6.從歐盟競爭法看中國的反壟斷法

中國加入WTO 后,面臨著和世界經濟全面接軌,卻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法律真空,即缺乏對競爭機制的全面有效保護。無論是從生存還是發展的角度出發,中國都急需制訂一部競爭法。歐盟競爭法雖然來源于美國反壟斷法的思想,但是它吸收了其內部成員國的國內法的合理內核,同時兼顧兩大法系的協調問題,順應競爭法的新的發展趨勢。毫無疑問,歐盟競爭法對于中國的反壟斷立法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7.國際稅收公約

國際重復征稅歷來是國際稅收關系中的焦點、難點問題,尤其是在全球經濟日益呈現一體化的今天,此問題更顯突出。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近幾十年來一直致力于解決這一對國際經濟關系至關重要的課題,但至今尚未獲得徹底解決,仍需我們作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 8.WTO爭端解決機制問題

入世后,中國已經作為第三方參加了55起WTO案件,并且主動地作為投訴人參與了《美國鋼鐵保障措施案》、但也被動地成了目前正在審理的《中國汽車零部件進口措施案》的被訴方。至此,中國在WTO爭議解決機制中的角色經歷至少在形式上是完全了。但中國對于

WTO爭議解決機制的有效使用尚未真正開始,即中國尚未真正投入WTO爭議解決的游戲中去。同為亞洲迅速崛起的經濟體,印度比中國在WTO爭議解決機制中就活躍的多。印度作為投訴方和被訴方各參加過十幾次專家組程序,勝率略高于負率。但爭議解決機制中結果的勝負只是參與游戲的考慮之一,參與本身對于經濟利益直接或間接影響是決策者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國必須采取一種更積極姿態參與和利用爭議解決機制。

對國際形勢中幾個熱點問題的看法篇2

作者:肖楓

現代國際關系 2000年03期

  一、美國戰略重點在哪?

  蘇聯解體,華約解散,美國原來的戰略對手消失了。關于美國戰略重點在哪里,幾年來有各種不同說法。近一年多來的事實表明,美國的戰略是“歐亞并重”,其戰略重點既不存在從歐洲東移問題,也不僅限于歐洲,而是在整個歐亞大陸。美國主要的戰略盟友和對手都在歐亞大陸,所以其戰略重點不能不放在歐亞大陸。這樣,有三個相關的問題要解決:第一,美國為什么要做這樣的調整,其深層原因是什么?第二,這是屬于什么性質的調整,是否意味著冷戰又開始了,和平與發展的趨勢要發生逆轉?第三,美國是否已決定聯合歐日對付俄羅斯和中國了?究竟應如何認識美國的戰略對手和戰略盟友?

  (一)美國戰略思想的調整因應于國內經濟持續增長和近年來國際形勢的一些變化。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初,美國國內問題成堆,輿論要求利用國際上戰略對手消失之機,把目光投向國內,振興美國經濟,解決失業等嚴重社會問題。于是克林頓上臺伊始提出了置“經濟安全”于首位的外交戰略,把加強“經濟安全”、“防止核、生、化武器擴散”,加強“環境保護”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等列為美國優先關注的戰略重點問題。由于將“經濟安全”置于首位,與歐洲和日本的經濟摩擦不斷增多,造成西西矛盾一度較為突出。

  近年來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美國的全球戰略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是由于美國經濟持續增長,歐日被甩在后面,“經濟安全”不如過去那么強調了。1994年以來,美國調整了對日、歐政策,不再強調把經濟因素置于彼此關系的首位,緩和了與歐、日的經濟摩擦,從而出現了西西矛盾趨緩,美與歐、日軍事同盟明顯加強的趨勢。另一變化是,“軍事安全”因素在美國際戰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隨著美國內經濟的增長、大國關系的調整,特別是印巴核試以及朝鮮發射導彈,美感到“防擴散”是“防不勝防”,而將重點轉向加速建立國家導彈防御系統(NMD)和戰區導彈防御體系(TMD)。近來美參院拒批核禁試條約,還打算修改反導彈等軍控條約,致使國際關系中軍事因素重新上升。與此同時,傳統的地緣政治理論倍受重視。在強調歐洲仍是戰略重點的同時,稱亞洲已成為美國根本戰略利益所在,并在軍力布置上采取“歐亞并重”戰略,把歐亞大陸視為其全球戰略重點,并按這一新戰略加緊全球戰略部署。

  (二)美國的戰略調整屬于“間歇期”之內的調整,其預警性大于現實必要性。在美國全球戰略調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這樣兩大行動:在西線加速北約東擴,把北約的東部邊線推到俄羅斯的家門口;在北約成立50周年之際制定了北約“戰略新概念”,并糾集北約對南斯拉夫實施狂轟濫炸,在“人權高于主權”的口號下發動了一場“制造人道主義災難”的戰爭。這是美國試驗其利用北約實現稱霸世界圖謀的北約“戰略新概念”的行動。在東線,美國加強了日美安保條約,制定了防務“新指針”,將美日防務合作的范圍擴大到日本“周邊事態”,與日本共同研制戰區導彈防御體系(TMD),增加對臺灣的軍售, 還計劃把臺灣納入戰區導彈防御計劃。同時在東南亞和南亞加快了戰略調整步伐。對南沙的態度由過去的中立“不介入”悄悄轉向表示“關注”,露出了插手南沙爭端的意圖。在南亞,一改50年來對印巴沖突的態度,采取了明顯偏袒印度的立場,改善了美印關系,為建立美印戰略關系奠定基礎。

  美國的這一系列調整決不是偶然孤立的。上述行動是美國從東西兩面夾擊歐亞大陸,在其跨世紀戰略“大棋盤”上布下的兩步棋。從軍事戰略看,美國的調整是瞄準俄羅斯的,并加強了對中國的遏制,很值得引起嚴重關注。但美國為稱霸世界所進行的調整,又不僅僅是對付俄羅斯和遏制中國的,也有駕馭和控制歐日的一面,并嚴重威脅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美國的戰略調整,是否意味著美國已把俄羅斯和中國定為“戰略對手”,而歐洲、日本已成為其“戰略盟友”,新的一輪“冷戰”又開始了呢?看來,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美國的上述調整,雖然明顯地對準了俄羅斯,并加強了對中國的遏制,但仍然屬于其所謂在2015年之前“無現實對手”的戰略“間歇期”之內的調整,其預警性大于現實必要性。與冷戰時期存在蘇聯現實威脅的情況不同,即使美國有重開“冷戰”的意圖,目前歐洲日本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也未必愿意加盟其“新冷戰”的行列。科索沃戰爭后,美國為修復其對美俄關系、美中關系的傷害,陸續采取了種種修補行動。看來美國還沒有下決心與俄羅斯或中國全面對抗,仍要維持協調合作的“戰略伙伴關系”。在美國的威逼下,有關國家出于自衛必然會采取相應措施增強國防力量,但這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同美國搞軍備競賽。中國要抓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會同美國搞軍備競賽。俄羅斯鑒于歷史教訓、迫于國內形勢,既不會也沒力量同美國重搞軍備競賽。美國想搞也無對手。因此世界不穩定因素會增加,國際關系中軍事因素有所上升,但估計冷戰還不會開始。

  (三)美國的戰略對手和盟友是錯綜復雜的,既沒有純粹的盟友,也沒有純粹的對手。美國與歐洲、日本、俄羅斯、中國等幾大力量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任何一股力量都不是美國“純粹的”戰略盟友或戰略對手,而盟友與對手在不同問題、不同情況下又是可能換位的。總體上講,在未來15—20年美國所認為的“無現實對手”的“間歇期”內,無論是美國與歐洲和日本,還是美國與俄羅斯或中國,都是既有矛盾斗爭又有協調合作的“雙重關系”,只是性質和程度不盡相同。在經濟上,美國與歐洲、日本是戰略對手更現實,在軍事安全上美國把俄羅斯當成潛在戰略對手,把中國當成遏制對象,然而同任何一方都同時還有協調合作的一面,不會搞全面對抗。在美國強調經濟安全時,美國與歐洲、日本的矛盾要大些。眼下美國經濟持續增長更重視軍事安全,美國與歐洲、日本的關系緩和,而與俄羅斯、中國的矛盾和斗爭更多些。但情勢一變,關系又要調整。不宜簡單地說歐日純粹是美國的戰略盟友,俄中純粹是美國的戰略對手。

  首先,美歐、美日之間,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美國經濟上的對手,決不是俄羅斯,也不可能是中國,而只能是歐洲或日本。在軍事、政治和價值觀上,美歐日的共同點、一致性雖較突出,但各自的利益不完全一致。特別是歐洲的獨立傾向是不可逆轉的,它經濟上的聯合在增強,獨立發展防務的意圖沒有放棄。日本的大國企圖對美國來說也是有兩面性的。當然,目前歐日依賴和離不開美國,而美國在戰略上又需要利用和借重歐日。所以美歐、美日間雖有分歧和矛盾,但協調與合作的一面是占主導的。對美國來說,歐洲日本既是“戰略對手”,又是“戰略盟友”。但從總體上講,目前美國把歐洲日本當成主要“戰略盟友”的一面,要大于當成“戰略對手”的一面。

  其次美俄關系,在蘇聯解體后,俄已不是美國的現實對手,但其龐大的核武庫仍令美國不安。美要繼續推行其弱俄、遏俄政策,防其“東山再起”,攪亂其獨霸世界之美夢;同時美國也需要俄羅斯的戰略配合與合作,不可能與其全面對抗。在美國看來,俄羅斯既是其“戰略對手”,又是其“戰略伙伴”。美國的戰略調整是瞄準俄羅斯的,但仍然是作為“潛在的”、“未來的”對手的成分更大些。而目前仍要同俄發展“戰略伙伴關系”,利用俄地位下降、經濟困難為自己戰略利益服務。在科索沃戰爭中,要是沒有俄羅斯的“調解”和配合,美國和北約恐怕會騎虎難下。美國在戰略上還需要俄羅斯。

  最后美中關系,中國還不是美國的現實對手,但美國對中國的崛起不安,要在接觸中加強遏制。美在調整全球戰略時,既加強了西線,也調整了東線,遏制中國的因素明顯上升。但是對美國來說,中國不像歐洲是其經濟上的對手,也不像俄羅斯軍事上對其有威脅,而中國廣大的市場、較好的投資環境、經濟上的互補性,為美國企業提供了發展機遇和合作潛力。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威脅是潛在的,而對其軍事上的威脅不如俄羅斯,經濟上的威脅又不如歐洲和日本,使其感到頭痛的主要是在政治上。盡管美國會中反華勢力不斷興風作亂,但理智的政治家應當能掂量出“中國威脅論”的可信度。美中間矛盾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能導致全面對抗。美中關系中有嚴峻的一面,但仍存在著積極的因素。

  二、“多極化”問題

  科索沃戰爭以來,人們改變了原來對“多極化”發展一些不切實際的估計,在肯定“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的同時,看到了其發展的復雜性、曲折性和長期性。

  “多極化”,作為“現實格局”目前尚未形成,但作為一種“發展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作為“政策主張”是有針對性、有國際基礎的,未嘗不可堅持。近來,美國人感到搞“單邊主義”太孤立,一再表白美國不反對“多極化”,而俄羅斯、法國等大國則明確主張“多極化”。這說明提倡“多極化”對“單邊主義”是一種牽制,并有國際基礎,我國沒必要放棄已堅持多年的這種提法。“多極化”實際上是主張世界的事情不應當由一個國家說了算,而主張世界事務應由國際成員平等協商,反對強權霸權,反對“單邊主義”,這是提倡“國際民主”的口號,有吸引力和號召力,名正言順,應理直氣壯。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把“多極化”解釋為就是幾個大國,甚至就限于幾個強國,而忽視廣大發展中國家,這是不合適的。“多極”實際是“多股力量”,當然應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在內。由于發展中國家力量分散,已出現分化,難以形成整體,可解釋為包括其中有影響的大國和國家集團,如巴西、埃及、印度和東盟、南方市場、非洲統一組織等。例數“多極”時,不要封頂(僅限于幾個),隨形勢發展有多少算多少。

  有同志認為,“多極化”的內涵可理解為三個層次:1、 我們現在所說的多極化的“極”,不同于兩極爭霸時的“極”。現在任何一“極”都不能單獨或聯合主宰世界。2、 “極”與“非極”的關系:“極”不是霸主,不能凌駕于非極之上,極與非極都是平等的國際社會的一員。3、“極”與“極”國家或集團的關系:既不是對抗的關系, 也不是從屬的關系,而是相互既合作又有競爭,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的關系。這種解釋很有參考價值。

  三、人權與主權的關系

  西方有人主張“人權高于主權”,為“新干涉主義”提供理論根據。但是簡單地強調“主權高于人權”,無意中將二者對立起來,也未必合適。應當強調:1、人權必須得到保障,但必須考慮國家和民族特點;2、人權的實施和保障要以主權為前提,沒有主權就談不上大多數人的人權;3、人權與主權不是對立的,改善人權與維護主權應當結合, 不能同意“誰高于誰”的主張;4、 在“人權高于主權”口號下的“制止人道主義災難”的行動,已變成了“制造人道主義災難”的行動,國際社會應從中吸取教訓;5、世界的多樣性是客觀現實, 人權在各國有不同體現是正常的,不能搞一個模式。要尊重各種意識形態,允許不同價值觀的存在,不能借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干涉別國主權。發展中國家近代歷史證明,沒有主權就根本談不上任何人權。

  在維護主權不可侵犯原則的同時,也要重視研究冷戰后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有必要的靈活性。但必須堅持:1、 要維護《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的嚴肅性;2、 要維護聯合國的權威性,任何國際干預行動,必須有聯合國授權,不得繞開聯合國;3、 不得把需要實施“人道主義干預”的“特例”作為“慣例”普遍化,國際社會應從“維和行動”的實踐中吸取教訓,減少國際干預。4、 反對在人道主義干預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反對借口“人權高于主權”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四、“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關系

  首先,“全球化”是在世界仍處于“民族國家時代”的條件下形成的一種趨勢,“主權”概念沒有過時,國家民族利益仍是最高行動準則。近年來歐洲聯盟在“一體化”方面的確取得了一定進展,各國讓出了自己的部分主權,同時也相應地享受了別國的部分主權。在這里“共享”是“讓渡”的前提,沒有“共享”就沒有“讓渡”。西方學者說這是“主權讓渡”,實際上不如說是“部分主權的交換”。

  其次,國家主權問題,現在和今后相當長時間內仍是南北國家間斗爭的焦點,而發達國家言行不一,各取所需。發展中國家因為經濟實力弱,必須借助國家行政力量來捍衛自己的利益;西方國家往往言行不一,實行雙重標準。他們口口聲聲說要實行“自由化”,但其保護主義卻很厲害。發達國家非關稅壁壘的花樣很多,使發展中國家每年在貿易上要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發展中國家不能在民族國家主權問題上麻痹大意,解除了思想武裝。

  第三,“全球化”造成的資本國際流動加快,國際金融動蕩、危機頻繁,令國際社會擔心“失控”,要求加強金融監管。1990年全球金融衍生物交易為5萬億美元,1993年是15萬億美元,1994年達45 萬億美元。這些遠離物質生產過程的國際金融資本,為追求最大利益,使世界成為“瘋狂的大賭場”,使“金融癌癥”通過所謂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的渠道在全球傳播和蔓延。國際上普遍認為不能完全采取自由放任態度,而要加強金融監管,才能有利于世界金融的穩定、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

  五、如何認識和對待“全球化”

  “全球化”作為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現階段的一種反映,有符合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進步性和客觀必然性。從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生產力經歷了“生產社會化”到“生產國際化”(專業化),現在正在向“經濟全球化”(已不限于生產領域)發展。另一方面,作為目前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范圍的擴展,它必然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雖然也同時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機遇,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因而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不公正性。但無論何種情況,也不管人們喜歡與否、承認與否,“全球化”都是世界經濟不可逆轉的一種必然趨勢。人們只能認識、利用和適當防范其弊端,或采取一定政策措施決定本國參與“全球化”的步驟、進度和深度,然而卻無法完全阻止、回避或徹底改變其發展趨勢。

  有人說“全球化”對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是“弊大于利”。看來不宜籠統地這么講,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一個國家從“全球化”中獲得的利益多還是遭受的損害多,歸根結底取決于本國的基本條件和對“全球化”利用的好壞。

  “全球化”的基本標志是“信息化”、“市場化”和資本、技術、勞力、商品等要素流動的“跨國化”(國際化)。這種趨勢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沖擊和挑戰,同時也帶來了發展機遇。如果發展中國家內部不具備必要的條件,甚至不具備起碼的條件,政局和社會持續動蕩,內亂不止,先進的有利的東西再好也進不去,進去了也無法在那里扎根發展,加上政策方針如果不對頭或出現失誤,那么他們在“全球化”條件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只會越拉越大,當然只會造成“弊大于利”的結果。但是如果具備或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對“全球化”利用得好,趨利避害做得好,那就有可能后來居上。

  “全球化”從根本上講是有利于人類并造福于人類的,但是它同歷史上任何一次科技進步和生產力飛躍一樣,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激烈的社會陣痛。在全球化條件下,世界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要一下子達到“共同發展”、“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他們必然會發生分化,而且已經發生了分化。基礎好具備必要條件的一部分國家,如果戰略策略政策方針對頭,可能借機發展起來,如中國、巴西、印度、東盟以及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基礎和條件差的國家,特別是國內局勢動蕩,民族宗教矛盾尖銳的國家,很可能要落水,成為“地球村”中的“特困戶”。“全球化”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如何認識和對待它,在主客觀條件允許的范圍內,各國政府還是有一定選擇余地的,其選擇的正確與否,結果會迥然不同。

  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應特別注意幾個問題。1、 要注意“全球化”不同于“一體化”。世界經濟完全“一體化”是不可能的。不僅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與資本主義國家“一體化”,發展中國家也不可能與發達國家“一體化”。當前即使是發達國家也沒有能夠“一體化”。歐盟與北美的利益就不一致,分別搞了兩個經濟集團。近年來歐盟的經濟“一體化”雖有重要進展,但離完全“一體化”還很遠。 2、參與“全球化”進程,必然要與“國際慣例接軌”,然而不宜簡單籠統地說中國經濟要與“世界經濟接軌”。世界經濟從大的方面講,包括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其中每個方面又有許多子項。生產力特別是科學技術是無階級性的,當然要學習和借鑒,是完全可以“接軌”的。許多管理機制、管理經驗、包括現代企業制度是“中性”的,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也可以借鑒和利用,也是可以“接軌”的。但是某些國家的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對外違反平等互利原則,掠奪、欺壓、剝削弱小國家和民族的政策、制度和原則,根本談不上與其“接軌”。從根本上講,中國經濟的發展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即使是外國先進的東西,也只能借鑒,而不能照抄照搬,更不是“接軌”能解決問題的。總之,對具體問題,要進行具體分析。

作者介紹:肖楓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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